决策艺术主要类型哲学探源

人类文明源远流长。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闪烁着人类特有智慧火花的决策艺术，堪称最为璀璨的奇葩之一。

何谓决策艺术呢?

决策艺术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决策艺术是指决策者对整个决策系统的管理水平。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决策艺术的实质性内容，就是狭义的决策艺术。在这里，我们只谈及侠义的决策艺术:决策艺术是决策者在具有较高个人素质修养基础之上，以丰富的决策经验、深厚的决策科学造诣，在决策实践中熟练、巧妙并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决策原理原则、方式方法，形成的给人以美好感觉的各种技巧和手段的总和及通过这种运用所表现出来的风格。

为了传承人类文明瑰宝的决策艺术，本文就用人、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处理人际关系、把握时机与出奇制胜、模糊、抓中心环节、突出重点与统筹兼顾、适度以及换位思考等九类决策艺术，从哲学角度进行深入、细致探讨。

用人的决策艺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规律并不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的“绝对规划”，而是融于人的活动之中并制约人们行动的客观力量，它的形成必然有人的因素参与，而且必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发挥的过程，也只能取决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所展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历史过程的这种属人性质和人的历史性质的统一，导致的结果必须是，历史既是合乎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的有目的的创造过程。决策方案的酝酿、制定及其实施过程的总和，即是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人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不断延伸，也就是人谱写出来的一页页社会历史。事实上，人作为历史的主体，能够认识并驾驭历史规律，并及时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而任何决策目标的正确选择以及最终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赖于决策中枢、咨询、监督与执行等系统的人们，依据决策方案，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所以，自古至今，凡有作为的决策者，必是一个善于选才用人的决策者。刘邦用人精“将将”，韩信用人善“将兵”，而他们的对手霸王项羽呢，甚至有视被其尊为“亚父”的范增为陌路人的时候。这就不难理解:项羽最终落得个无颜见父老，不肯过江东，乌江边引颈自刎，从而成就汉朝江山几百年。古人因此总结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得才者昌，失才者亡”。

正确用人的要诀是识人善任。

识人要从人才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态度、思想状况、精神风貌、性格特征、专业知识、创新能力和工作绩效诸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善任，就是使用人才得当。

第一，因事用人。人事结合相宜，才会有事半功倍的实践效能。

第二，扬长避短。人才也是人，当然一样是优点和缺点并存、长处和短处俱在。对人才的使用，要扬起所长，避其所短。

第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决策者对自己所使用的人才，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放手让他去开展工作。这样，人才就会产生心理上的安全感、对组织的归属与认同感及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感，其积极主动性与创造性，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出来。

第四，合理搭配人才结构，发挥组织群体最佳效能。决策者对下属机关领导班子的组合，必须以合理性为主导目标，全盘考虑其性格、年龄、专长与综合素质等因素。因为任何人才自身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群体的整体效能，不能孤立地理解人才，他只能在组织群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五，关怀激励。这一原则主要内容有:授权不卸责;成有所奖，败有所惩，奖惩分明、适当；提高决策透明度，让决策效应波及者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决策；从政治、经济与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予以关心、照顾。

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的决策艺术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之一。这一决策艺术是决策者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观点，以扬弃的形式，吸收知性思维的成果后辩证思维的结果。

决策者撇开决策系统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表面现象与外部联系，抓住表征这些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内部矛盾与本质内容。也就是说，以这种内部矛盾与本质内容的潜在表现形式，揭示和展开决策客体系统生动、丰富、具体的现实内容，犹如生物有机体的蛋白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这样，决策者就有可能以必胜的信心和压倒一切的气概面对决策客体系统，能够在总体上、宏观上、大局上把握决策环境，确定决策条件变化方向与幅度，控制决策目标，即战略上藐视。

但是，决策者在战略上藐视决策客体系统，并不意味着决策者已经征服决策环境和决策客体、拥有完备的决策条件、实现决策目标。思维的具体并不等同于简单的感性具体，思维具体是感性具体的综合或者总和。这就是说，思维的具体只不过是决策者的思维对于决策体系各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因此，决策者在对待构成决策客体系统内容的一个个具体问题上，要认真、冷静，细致研究，开创或者最大限度地优化决策得以圆满成功的主、客观条件。换言之，决策者要从战术上重视决策客体系统一个个具体问题。

抗日战争初期，“速胜论”与“亡国论”这两个相互对立、一样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端观点，笼罩中华大地。为了营造理性的抗日氛围，为夺取抗日战争最终彻底胜利奠定正确、扎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缕分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以及中日两国历史、地理、资源、人口等因素，得出了总体上指导整个抗日战争的著名观点，即经过持久战，不断消耗日本在战争资源上的有生力量，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并进而指出，我们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处理人际关系的决策艺术

人是构成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部分，又是具有最为复杂、最难处理的感情纠葛的智力生物。社会的构成主体是人，单个人是处于普遍联系中的社会统一体的细胞，是社会统一体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组织或集团的具体网络结点。因此，由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联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即人际关系，成为制约任何人所追求的事业能否成功的“瓶颈”因素之一。这样，千百年来，人总是思考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一古老而新颖永恒的主题，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处理人际关系的决策艺术水平，就成为所有决策者的共同追求目标。

首先，沟通彼此之间的思想、感情与志趣。相互沟通，是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径；相互理解，是相互合作的基础；相互合作，是相互沟通的目的。

年，“浮夸风”席卷全国。彭德怀同志不以为然，独自深入农村第一线，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写成史称“万言书”的调查报告，并在“庐山会议”期间，将其呈报给毛泽东同志。后者看到这份与其决策方向背道而驰的材料时甚为不悦，当即批示将其印发给全体与会人员作批评式讨论。彭德怀同志对此深感意外，决定于当天晚上赴毛泽东同志住处吐露心声。无奈后者当晚接待客人频繁，没有见缝插针的机会，彭德怀同志最后放弃了谈心沟通的既有设想，转而在正式场合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性解释。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两人在心理与观点上已有的隔阂。毛泽东同志随即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升格为批判，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来定性后者的“赤胆忠心”。或许，那晚沟通得以实现，彭德怀同志“人生悲剧”不会揭幕，祸国殃民的“浮夸风”当时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甚至于消除。

其次，以尊重和服从上级领导、把握上级领导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习惯而与其配合默契、寻找上级领导的优点与强项而诚恳学习等尊而不阿、从而不盲的措施，处理好决策者自身与上级领导之间的关系，以期赢得他的关心与支持；以相互尊重、相互信赖和求同存异等维护团结、加强合作的措施，处理好决策者自身与同级决策层其他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力求取得他们的认同与配合；以尊重下级、以诚相待、与人为善、提高决策透明度、迅速消除下属彼此之间产生的意见分歧或矛盾、加强决策者自身修养而扩大其“软权力”影响和以共同的决策目标紧紧吸引下属的注意力等以和谐为主旋律的措施，处理好决策者自身与其下属之间的关系，确保获取下属对自身的信赖与拥护。

把握时机与出奇制胜的决策艺术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所处的普遍联系，都是有条件的，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展，又在一定条件下趋于灭亡。换言之，任何事物所具有的联系无不依赖于一定的条件，随着条件的改变，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因素之间联系的性质和方式，也要发生变化，这就是联系的条件性。唯物辩证法还指出，正如具体的联系是可以改变的一样，条件同样是可以改变的。从条件的可变性着眼，当不利条件多于有利条件时，不必灰心丧气而畏葸不前；当必要条件尚不具备时，也不要盲目蛮干。因为人们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以主观条件去改造既有的客观条件，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进而创设实现预定任务所必需的必要条件。

决策客体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之中，总是依据一定的条件，同周围事物发生各种联系。决策客体内部诸要素之间，也依据一定的条件，发生着种种联系。因此，决策客体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过程中。这样，决策者针对决策客体的决策行为，必须与使决策客体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得以发生的一定条件紧紧地挂起钩来。而所谓时机，就是指时间、地点与机遇等，也即条件。时机错过了，条件当然就失去了。条件的可变性，从根本上说，就是时间、地点和机遇的可变性，即时机的可变性。改造既有的客观条件和创设新的客观条件，实质就是创造时机。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决策实践中，正确把握决策条件，也即正确把握时机，瞄准决策目标，果断拍板定案，迅速付诸行动，以达出奇制胜--“出奇”就在于把握时机的分寸上--的效果。

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的千古绝唱，当数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两大精锐--胡宗南集团和王耀武集团，前者被以彭德怀同志为领头羊的西北野战军缠滞在西北地区，后者被以陈毅同志领衔的华东野战军捆在山东半岛，这两者之间漫长的“宁静”地带，却是国民党军队控制地区脆弱之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命令刘邓大军迅速渡过黄河，随后不抢占地盘，也不恋战，千里挺进，直指大别山。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时虽然减员幅度较大，但其威胁南京的战略作用，就像钢针一样劲刺蒋介石的神经。慌乱的南京政府，急调几十万人马，以白崇禧为首，沿南京、武汉、九江线组成华中“剿总”。而这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则从容部署、指挥华东、西北、华北与东北等野战军，在外线和内线各个战场展开攻势作战，并由此构成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总形势。真可谓一着占先，满盘皆活。国外学者一直无从理解中国共产党能在短短三年内胜利结束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其实，打开这一“迷宫”的金钥匙，就是细细解读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政治与军事意义。

模糊的决策艺术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作为事物变化、发展两种形态的量变和质变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量变的复杂性，既表现在量变形式的多样性，也表现在为质变作准备的量变过程，在时间延续上大相径庭。另外，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还包含着部分质变。质变的复杂性不仅有质变形式的多样性，而且还表现在:从时间上看，过程的持续有长有短，间隔有大有小；从空间上看，过程的规模不等，大小不齐。

量变和质变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具体表现的丰富多彩、错综复杂性，决定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制约事物变化、发展因素的不确定性上。因此，决策方案的科学性，就必须包含有克服这些制约因素的不确定性。此一确保决策科学性的基本要求，唯有决策者在决策实践中巧妙运用由事物变化、发展的复杂性催生的模糊决策艺术时才得以实现。

模糊现象是指具有一定内涵，但外延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的各种客观存在。模糊决策艺术是指决策者运用模糊学原理，分析、把握决策行为所指向的决策环境、决策客体以及决策条件等决策因素表现出来的模糊特性，拓宽决策思路，化繁为简，有效地实现决策目标的一种决策艺术。诸如“摸着石头过河”、“铁匠打铁，边打边像”、对某些行为含蓄地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向等，实质上就是模糊决策艺术在决策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

模糊学原理被应用于决策领域时，决策者一般应掌握以下几点:

第一，模糊决策艺术所适用的决策类型包括：宏观决策、

多目标决策、风险决策与非确定型决策。

第二，决策目标有弹性。决策目标适中有弹性，留点余地让下属去超越，可以极大调动其积极性与创造性。反之，则会使下属丧失信心，相应地他们也没有尽力而为的动力。

第三，注重模糊因素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不仅会受到决策者可确定的、容易控制的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仅凭决策者的决策水平及其掌握的客观物质条件，难以控制的模糊因素的影响。

第四，注重博采众长。一个模糊决策方案的最终形成，应是兼收并蓄、采百家之长并进行高度综合的结果，以在决策环境、决策客体与决策条件亦此亦彼的变化中，具有亦此亦彼的适应性。

抓中心环节的决策艺术

唯物辩证法的主、次要矛盾论，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主、次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的原理，一方面，要求决策者在决策实践中，必须抓主要矛盾，否则，就把握不了中心，无从确定解决矛盾的方法。另一方面，要求决策者必须正确地预见事物矛盾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幅度，并且主要矛盾一旦发生转化，在认识和实践上，要把注意力及时转移到新出现的主要矛盾上来。

决策者紧抓对事物变化、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紧抓战略问题，即紧抓那些涉及全局的、根本的、长远的问题，进行战略思考，制定战略规划，作出战略指导，用俗语说，就是抓“大事”。抓“大事”，就不宜过问琐事，不能去管那些本来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决策者若是事必躬亲，不务“决策正业”，必然陷入事务主义泥潭中去，以致于丧失决策者应当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

三国鼎立局面中，蜀国草草早亡。其缘由当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是诸葛亮没有承担起作为丞相应该承负的国家核心决策作用。“事必躬亲”是诸葛亮的致命弱点:首先，操劳过度，促使他过早离开人世；其次，扼杀新人脱颖而出，以致于蜀国丞相这个举足轻重的职位，诸葛亮之后没有优秀的人才填补。

突出重点与统筹兼顾的决策艺术

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原理，要求决策者在决策实践中，必须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就是决策者要学会“牵牛鼻子”，面对复杂事物的群体矛盾，着重把握其主要矛盾，也即抓中心工作并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加以重点突击。善于抓重点，就能使工作层面轻重分明，井然有序。统筹兼顾，就是决策者要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面对复杂事物群体矛盾时，同时把握主、次要矛盾，或者面对一种矛盾时，同时把握矛盾的主、次要方面，既要抓中心工作，又要不忘其他常规工作，学会“弹钢琴”，即十个手指都要动，但不是十个手指同时按，而是有节奏地相互配合。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核心决策层对于突出重点、统筹兼顾这一决策艺术的运用，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是中心工作。为了抗日大局，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解放区内，按“三三三制”原则，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于国内外一切支持或同情我抗日者，均以朋友相待；对于蒋介石集团，以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为主导，同时确保组织独立、军事指挥独立；对于汪精卫集团，则以奉行打击政策为主导。

适度的决策艺术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事物的度为质和量的统一，是与事物的质相统一的数量界限，一旦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体发生分裂，也就是度的被超出或破坏，该事物就会转化为他事物而形成新的质和量的统一体。

认识事物的度，对于科学认识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的“胸中有数”论，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其数量，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常言“掌握火候”、“过犹不及”、“乐极生悲”、“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等，就是指事物发展超过了一定限度，会改变原来的状况，走向自己的反面，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只有了解并准确地把握住度，才能进行指导实践活动的正确决策。因此，任何决策者在任何决策实践中，都要注意质和量的界限，要善于根据质和量的关系科学把握度。

抗日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疾苦的中国人，对于和平的渴望可谓无以复加。在争取民心这场政治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核心决策层娴熟运用适度决策艺术，赢得了最终胜利。蒋介石仗势欺人，以毛泽东畏惧为设想前提，三次电邀后者赴重庆谈判。谁料，洞察蒋氏阴谋的毛泽东同志，力排众议，决定亲率中共代表团应邀赴渝。谈判序幕拉开后，蒋氏假和平的真面目终露端倪：没有任何事务与理论上的谈判准备，所有谈判均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案为基础。最后，中国共产党以军事独立为前提，同意大幅度缩编解放区军事力量；以解放区政权独立为前提，同意撤出长江以南八块根据地，从而促成《双十二协定》的诞生。但是，协定墨迹未干，就被蒋氏撕毁，内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换位思考的决策艺术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认识的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为，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主体对于客体的实践把握关系与观念把握关系，以及上述双重关系中，所渗透、包含着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

认识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性告诉我们，一定的认识主、客体所形成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与审美关系，都是特定的。这就是说，不同的认识主体与一定的认识客体之间，所形成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与审美关系千秋各具。而千差万别的实践形式、认识形式、价值形式与审美形式，对于指导人类认识和改造一定的认识客体具有重要意义。换位思考的决策艺术，正是依据这一哲学原理，应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之运而诞生。

无所谓换位思考，是指一定认识主体，在思想、情感和利益诸方面变换一下位置，站在不同的认识主体的角度，来认识所面对的同一认识客体。显然，换位思考的决策艺术，即为决策者将换位思考的思维方法，贯穿于其决策行为的一种决策艺术。

决策者在其决策实践中进行换位思考，能有效填平决策者、决策执行者与决策受益者之间的认识与情感鸿沟，以致于因此引发共鸣，克服“官位”障碍，统一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而产生的一些局部的或者暂时的利益分歧，从而使决策接近于客观事实，更符合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也使决策者的决策实践，更符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工作路线要求。陈云同志曾说过:“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决策。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运用换位思考的决策艺术，是决策者在决策实践中贯彻陈云同志这一思想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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