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政府引导社会管理复杂性条件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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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以来，复杂性成为社会治理生态的基本特征，由此产生的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治理格局的多元化对传统的控制导向的政府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为了走出控制失灵的困境，政府必须扬弃社会管理的简单性思维，确立一种复杂性思维，来指导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由控制到引导的转变。

区别于传统的控制导向型职能，引导型职能在应对社会复杂性方面具有行动主动性、战略规划性、智慧监管性和灵活适应性等属性。对于当前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国政府在履行引导职能的过程中应当抓住核心环节，把重心放在抓好规划和培育等方面。

作者简介：郑家昊（年—），管理学博士、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师，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领域为政府职能、行政伦理、行政学理论。

政府引导社会管理：复杂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

郑家昊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已经明晰化，就是要建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一方面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支持。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的改革任务。

创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而且也包括政府自身如何定位、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府与社会之间在社会治理中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这就要求创新社会治理的行动具有系统化的视野，特别是需要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去认识政府及其职能实现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引导型职能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实现自身定位以及发挥作用的“轴心”。

近代早期，伴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社会管理的议题被凸显出来，以追求社会和谐有序为目标的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必须承担起来的基本任务。如果说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可以恪守“有限政府”的原则，那么，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总是承担着无限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无限责任，从而使政府走上了“官僚制”的建构过程。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建立起了“官僚制”行政体系，并通过对这个体系的不断调试和对控制技术的轮番升级，政府才实现了对社会的治理，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较为确定的环境。到20世纪后期，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各种危机事件，向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法国学者米歇尔·克罗齐耶指出：“我们业已无法理解集体生活的诸种机制，面对一个似乎无法控制的体制，我们感到束手无策。这样的感受可能有点儿夸张的意味，但是，经济与政治日新月异的进展，令复杂性不断累积，不断增多，这一切的确使我们超越了某种存在的域界。”[1](P10)

可以说，自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的良好治理”正在成为过去。究竟是什么击碎了这一延续几个世纪、不断为官僚制行政体系提供“合法性”支持的社会治理的良好局面，转而将人类社会带入不确定性的失序状态呢？这一问题是社会治理创新与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形成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当属系统论的研究，它基于“所有系统都存在于多维环境中，环境孕育着系统将必须应付的无穷无尽的复杂性”[2](P)的认知，着重对系统与环境间的复杂性关系进行分析。这种研究也体现在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分析中，年美国学者约翰·高斯就明确提出了“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3](P6)的论点。社会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也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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