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化的浑沌学诠释

语言变化的浑沌学诠释

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

语言无时无刻、无地无处不在变化。变化是常态，静止是相对的。只要有“时间”第四维轴线，世界就有变化，语言就有变化。[1]变化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本文试图运用浑沌学理论来诠释语言变化的复杂性，并通过语言实例对其作出合理解释。

一、变化的多角度分析

对于变化，可从多角度进行分析。经典科学有自变与他变，渐变与突变，微变与剧变，量变与质变等分类。先看自变与他变。从变因的角度看，系统内部的没有外来变因的变化叫自变。自变源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及各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语言系统内部语音、词汇、语法各子系统及其各组成成分，有不受外来变因影响而发生的自变，如语音的同化、异化、元音和谐律等。他变是外来变因引发的变化，如民族间的交往，造成语言的接触，引发借词的出现，而借词的出现有引发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变化，最终促使系统变化。

再看渐变与突变。从变化的速率来看，变化有快有慢。慢速度的变化是渐变，快速度的变化是突变。渐变是指物体有规律性的变化，它给人很强的节奏感和审美情趣。突变是指细胞中的遗传基因发生永久的改变，它通常会导致细胞运作不正常、或细胞死亡，但同时突变也被视为物种进化的推动力。一般来讲，语言作为交际工具，不可一日或缺，呈现出渐变性，其变化是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旧质要素的逐渐淘汰来实现的。语言的渐变只是语言要素的增减，而语言的突变则是语言的死亡。当社会大变革或发生突变时，语言也会随之出现大变化或突变。

从变化的过程和影响来看，有微变与剧变之别。微变是变化过程漫长、影响轻微的变化，剧变是变化过程短暂、影响剧烈的变化。语言中一般词汇的变化是剧烈的，是剧变，而基本词汇则相对稳定，变化过程漫长，不易被人发觉，是微变。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发展得慢时，语言也发展得慢；社会急剧变动时，语言也发展得较快。

马克思曾将变化分为两类，一类是量变，一类是质变。量变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以及场所的变更，是一种连续的、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表现为渐变，呈现出事物的统一、静止、平衡、相持等状态。量变由矛盾着的各个方面既统一又斗争而引起的，是事物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因此，它具有客观普遍性。质变是事物从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转变，是在量变的基础上发生的，标志着量的渐进过程的中断，表现为突变，呈现出显著的、迅速的和剧烈的状态，对事物的分解或是相持、平衡、静止状态的破坏。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只有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引起质变，但量变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起质变，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事物。量变和质变是相互转化的。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引起新的量变，如此循环。

每一时代的发展都为时代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机遇和准备。经典科学对事物变化的分类都是某一学术思想或学说的体现，都对某一状态的变化作出过合理的解释。以浑沌学为理论基础的文化语言学，是21世纪语言科学的新潮流，它是对传统经典科学的思维方式的飞跃。“21世纪的语言学一方面要继承以往语言学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它从理论到方法都将面貌迥异，不可同日而语。”[2]从浑沌学理论来看语言的变化，不但涉及到许多新的概念，诸如后代语言对早期语言的“初值的敏感依赖性”、语言变化中的“分叉”、“涨落”、“内在随机性”、“平衡破缺”等，而且还牵涉到对语言变化现象的解释，如对语音演变规律、词汇和语法要素发展、语言接触和混合等等现象的解释。

二、语言变化的总体诠释

语言是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渐变的，往往不易被人们所察觉。语言的发展变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语言结构体系的发展，它是整个语言体系及其语音、词汇、语义、语法各子系统的历史变化。一是语言功能的变化，它是语言同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关系的变化。语言结构体系的发展和语言功能的变化既有差别，又有联系，语言越丰富越精密，表达力越强，它的使用范围就越广，反之，语言的使用范围越广，它的结构就越精密越丰富，表达力也就越强。

对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进行解释是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以往的语言学家由于语言观的不同和语言研究材料的局限，曾有过不同的诠释。例如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A.W.vonSchlegel）将人类语言分为孤立语、黏着语和屈折语三大类型，认为屈折语在内部结构方面是最优越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vonHumboldt）虽强调“世界主义”，但他在进行语言比较时，一方面认为每一种语言都体现了独特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又对梵语、希腊语等屈折变化丰富的印欧语言赞不绝口，提出“语言中有效的生命原则主要依赖于语言的屈折性质。”他认为，语言的发展依次以初民语言、孤立型语言、黏着型语言、屈折型语言阶梯式排列，最完美的是纯粹的屈折形式。美国语言学家鲍阿斯（FranzBoas）、萨丕尔（Edward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LesWhorf）师徒三人花费毕生精力调查研究印第安人的语言文化，勇于向“西方语言优越论”挑战，强调语言和思维不仅存在着差异，而且应当承认并尊重这种差异。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成的，都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和表现。这是我们对语言发展的基本认识。但要细究语言变化的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语言内部因素引起的变化，也有外部条件引起的变化。不仅不同语言各有其发展变化的特点，而且同一语言内部的各子系统——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也有各自的不同的发展变化，同一语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也有不同的变化。对于语言变化的原因，各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都对语言变化的诠释做出了贡献。

年罗伦兹提出的浑沌理论的最大贡献是用简单的模型获得明确的非周期结果。浑沌学理论认为，在浑沌系统中，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这一现象被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它是指对初始条件敏感性的一种依赖现象。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有许多理论，诸如模声论、感叹论、手势论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劳动作为人类起源，认为“劳动创造了语言”。语言的起源也是浑沌现象，处于浑沌状态之中。当古猿还在爬行时，它还是猿。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猿为了攀援，前肢和后肢有了分工，初始条件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加之当时地球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古猿从树上下到地面，逐渐学会了用后肢直立行走，形成了手脚的分化。手脚的分化成为人类的必需，对人类语言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由于直立行走，古猿的声带下移，形成多种共鸣，能发出多种声音。手脚的分工丰富了古猿的视觉和触觉，改进了神经系统，为思维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语言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其产生过程中的每一细微变化，都是对初始条件的极

小偏差，都是一个奇异吸引子，都对系统的确定性形成干扰，最后引起极大的差异，人类产生了，语言也产生了。人类语言的产生充满了浑沌。

平衡是指在一定变化下的不变性，最高的平衡就是在所有变换下的不变性状态。平衡破缺是指在一定变换下所表现的可变性，事物的复杂性和层析性正是起源于某种平衡破缺。犹如人类进化，开始时，只是愿意和其他动物一样趴着生存，后来环境发生了变化，不适应了，平衡破缺了，变成直立行走，再后来双手征服不了自然界，发明了工具，再后来交流无法满足生活需要产生了语言，再后来语言无法长时间保持和记忆，产生了文字。人类文明的产生都是平衡破缺的产物。复杂化和组织化的系统是一个不断发生平衡破缺过程的产物。

平衡与平衡破缺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关系。平衡是变化中的同一，反映不同物质形态在运动中的共性。平衡破缺是变化中的差异，反映不同物质形态在运动中各自的特性。物质总是处于平衡——平衡破缺——新的平衡——新的平衡破缺……这样不断深化之中。

人类语言产生之后，其变化也无不是浑沌现象，无不处于浑沌状态之中。语音变化既有共时的，如同化、异化、增音、减音等，也有历时的，如语音变化的规律性、时空局限性等。

维吾尔语固有词中没有以复辅音开头的词，这是一个规则，是线性的，是一种平衡。但当俄语借词借入后，这一规则被打破，是非线性的，出现了平衡破缺，在复辅音之前或之中增加元音。比如станция——istansa“车站”,стол——ystεl“桌子”,план——pilan“计划”。

语言的浑沌现象可以表现为线性与非线性。线性指量与量之间按比例、成直线的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代表规则的运动，具有叠加性，而非线性指不按比例、不成直线的关系，代表不规则的运动和突变，不具有叠加性，局部相加不等于整体。非线性是引起突变的原因，对线性的微小偏离，一般不引起突变，但当非线性大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可能发生突变。

词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失、词义的变化等方面。其中词义是个更小的子系统，主要有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等变化。如上古汉语中的“臭”，原指“气味”，包括“香气”和“臭气”，后来其意义缩小，仅指“臭气”。上古汉语中的“江”和“河”都是专名，“江”即“长江”，“河”即“黄河”，后来其意义扩大，成为了通名。

以浑沌学理论来看“臭”词义的缩小和“江”、“河”词义的扩大，也是充满了有序与无序的浑沌现象。有序即系统的组织性，无序即系统的无组织性，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任何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当某一外参量变化到一定程度时，即可通过随机涨落以及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而改变无序化趋势，在不同的无序等级上建立有序。另一方面，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其有序化的过程中，当某一外参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出现混乱，而改变有序化趋势。因此，有序与无序是互相依存而又互相转化的。“臭”原指“气味”是有序的，由于其它“香味”词义的排挤，改变了“臭”的原有有序性，出现了无序，当“臭”仅指“臭味”，并与“香”并列时，完成了有序向无序的变化，又出现了新的有序，达到了新的平衡。

尽管不同语言的语法变化各具特色，但由于语法是思维长期抽象化的结果，而人类的思维具有共性特点，所以，不同语言的语法除了个性外，也有共性。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语法变化主要有新语法成分增加、旧语法成分消失、语法形式改变等。

在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修饰名词原本不是一个被语法学界完全认可的语法组合,然而在当代口语及书面语中,"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有人认为这种组合是副词与名词之间有所省略，有人认为组合中的名词已形容词化。如“本人长得很丑，但本人长得很中国，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沧桑和苦难都写在我的脸上。”该句中的“中国”已经不是指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指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特征：多灾多难而忍辱负重，饱经磨难而自强不息，也就是说“我”虽然长得粗俗、丑陋，但却显得刚毅、坚韧，富有民族特征。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也是由于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偏差造成的，而这种偏差是由内部的随机性和外部的干扰造成的，其中有许多个人的、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语言变化中的内在随机性以及奇异吸引子的作用造成平衡破缺，使我们看到了语法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三、语言变化的具体诠释

语言变化充满了浑沌，可以出现于语言结构体系的各部分，也可以出现于语言功能上。下面以浑沌学理论探讨语言变化的具体实例。

1、对音变规律与例外的诠释

音变规律与例外是研究语音演变时经常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德国语言学家格里姆发现格里姆定律的同时，也注意到例外。

印欧语日耳曼语

p,t,kbh,dh,ɡh

bh,dh,ɡhb,d,ɡ

b,d,ɡp,t,k

例如：1、TA

pbhpaterfather父亲

tdhtresthree三

kɡhcentumhundred百

2、AM

bhbfraterbrother兄弟

dhdfecido做

ɡhghostisguest客人

3、MT

bpkennabishemp麻

dtduotwo二

gkgenuskin亲属

格里姆把清塞音（p,t,k）简写为T，把浊塞音（b,d,g）简写为M,把送气音（bh,dh,gh）简写为A。从原始印欧语到前日耳曼语，塞辅音的发展规律可简化为：

原始印欧语前日耳曼语

TA

AM

MT

经过这样一次辅音大转移，原始日耳曼语从原始印欧语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语族。但格里姆也看到日耳曼语辅音转移规律的例外现象，并把例外现象分成三组：

1、T没有变成A，而仍读作p,t,k。

2、日耳曼语的M应与反映原始印欧语特点的梵语bh,dh,gh、希腊语的ph,th,kh对应，但实际情况却不同。日耳曼语的M在这两个语言中都是不送气的b,d,g和p,t,k。

3、原始印欧语的T没有变成A，而是变成M。

格里姆定律及其三组例外的解释，实际上是对音变条件的解释。“音变有地域的限制（在日耳曼地区发生的音变而在其他地区不一定发生类似的音变）和时间的限制（前希腊语的浊音清化在前，因异化作用而使第一个音节的送气音丢失送气成分在后，等等）。”[3]格里姆定律揭示了从原始印欧语到原始日耳曼语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但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无法解释第三组例外的原因。维尔纳通过比较注意到重音等超音段成分对音变的影响，从而解决了格里姆定律中的最后一组例外，使印欧语系语言的发展线索更加清晰。

第一组例外T保持不变，是因为T（p,t,k）前有一个清辅音。第二组例外是因为在希腊语里，原始印欧语的bh,dh,gh先清化为ph，th，kh，而后在两个送气音节相连时第一个音节的送气音被异化为不送气音，因而产生了p,t,k；而在梵语里，原始印欧语的bh,dh,gh并没有发生清化的变化，因而第一个音节被异化时仍是b,d,g，即前希腊语丢失送气成分和梵语丢失送气成分是各自独立发生的。第三组例外与词的重音位置有关，原始印欧语的p,t,k在古日耳曼语中演变为bh,dh,gh，但只有位于词首或重读元音之后的p,t,k演变为bh,dh,gh,而其他位置上的p,t,k演变为b,d,g。

格里姆定律所揭示的音变是原始印欧语向原始日耳曼语发展过程中的有序的、线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的三组例外，是无序的、非线性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语言内部随机性和外部的干扰，线性的、有序的会产生非线性的、无序的变化，出现变异，偏离主流，出现平衡破缺，从线性主流中分化出来，形成分形。格里姆定律及其三组例外还说明，语音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它不是简单的从有序到无序、从线性到非线性、从平衡到平衡破缺的变化，而是既有有序又有无序、即有线性又有非线性、既有平衡又有平衡破缺、既有分形又有合形的复杂的交织状态，犹如语言分化发展所展现的情景，呈现出“复杂的网状交织状态”[4]。

2、对语言接触与濒危语言的诠释

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必然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内涵的相互影响。语言接触有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不同语言的人直接进行语言交际即为直接接触，不同语言的人没有直接进行语言交际，而是通过书面或现代通讯媒体进行的接触即为间接接触。无论是直接接触或是间接接触，都有一个广度和深度问题。由于接触的广度和深度不同，语言的影响也会有不同的层次，而不同层次的语言影响，必然导致语言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语言接触是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接触使接触双方语言或多方语言出现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接触的双方语言各自从对方吸收新的成分进一步充实发展。另一种是接触双方语言地位不同，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在强势语言的制约下逐渐衰退，结构系统创新能力日益消弱，固有特点逐步丧失，表达形式日趋贫乏，使用受到干扰，通行范围缩小，使用人数减少，从而产生双语现象，进而是语言混合，出现既不同于甲也不同于乙的混合语。

濒危语言是语言接触和变化中功能逐渐缩小、衰弱的归宿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人会说的语言有51种；近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足百人；1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足千人；多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足万人；0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足十万人。全世界种语言中的一半将在21世纪消亡。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已成为人类至关重要的任务。

从语言接触到语言濒危乃至语言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动态发展过程，其中既有确定性一面，也有随机性一面。确定性与随机性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确定性是相对的，不确定性是绝对的。随机性具有以下特点：①事件可以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重复进行。②在基本相同条件下某事件可能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事先不能确定它以何种特定方式发生。③事先可以预见该事件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所有可能性,预见它以某种特定方式出现的概率,即在重复过程中出现的频率。语言接触是确定性的，是必然性的，但语言濒危是随机性的，是偶然性的，它只是语言变化的其中一个结果。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但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必然性中有偶然性，偶然性中也包含了必然性。我们不可能绝对地确定事件变化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却可以在偶然性中寻找发生概率最高的必然性事件。自然规律使事物运动的一些结果是可以确定的。推而广之，在濒危语言的偶然性中寻求语言接触的必然性，研究必然导致偶然的原因，就成为语言学家保护人类语言及其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途径。

由此可以看出，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浑沌系统，是有序与无序、线性与非线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平衡与平衡破缺的对立统一的系统。语言变化中充满了浑沌。以浑沌学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文化语言学将大有作为。

原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混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进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第13页-18页。

[1]四维是构成世界的时空概念。三维是坐标轴的三个轴，即x轴、y轴、z轴，其中x表示左右空间，y表示上下空间，z表示前后空间。第四维是在三个空间维数之外设立的“时间”系。

[2]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第7—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年。

[3]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页，商务印书馆，年。

[4]周国炎：《以浑沌学的方法审视语言谱系分类》，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第9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