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科技评价的马拉河

9月的非洲，马拉河的西岸，聚集了百万头角马，准备跨越马拉河，从马赛马拉草原迁徙至塞伦盖蒂草原，以寻求茂盛的青草和干净的水源。

角马群已经在河岸徘徊等待了好几天，有些角马在河边尝试渡河，但没有成功，角马群越来越焦躁不安。

终于，领头的角马站出来了，从悬崖峭壁般的河岸跳入鳄鱼暗伏的马拉河水中，率先完成自然界伟大的“信仰跳”，成功到达彼岸，随后角马群逶迤越过马拉河，到达水草丰美的“伊甸园”——塞伦盖蒂草原。

科技评价现状——僵局

踟蹰在“马拉河”边的“角马群”

我国科技评价改革当前正处在从“此岸”跨越至“彼岸”的关键时期。针对科技评价问题的讨论与争议由来已久，科技评价改革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高校针对科技评价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试图找到解决办法。

但时至今日，我国科技评价改革仍然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改革的突破口依然没有找到，科技界期望的追求卓越的科技评价导向的“彼岸”仍未到达。

论文量化评价的弊端愈发严重，科技界反对“唯论文导向”的声音一浪又一浪。与往年一样，在年全国两会科技界代表和委员的提案和建议中，依然对我国科技评价问题表达了广泛的不满和批评。

没有领头角马，百万角马跨越不了马拉河。没有在科技评价改革上率先跨越的“领头角马”，我国整体的科技评价也到达不了“彼岸”，只能在“马拉河”边踟蹰。笔者认为，我国科技评价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找到“领头角马”，赋予其使命，发挥其作用。

科技评价改革

无法逾越的“马拉河”？

80年代

科技评价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启动，随着职称制度和科技奖励制度等的恢复以及竞争性科技项目的设立，科技评价在我国迅速兴起。这一时期的科技评价以同行专家评议为主。由于当时我国整体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同行评议中人情因素的影响等原因，同行评议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在成果评审时，许多成果不是“国际先进”就是“国内领先”，各种奖励“遍地开花”。科技评价出现了失真失控的局面，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改革奖励制度，保留少数奖项，取消一大批奖项，减少了大量不合理的科技评价活动。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评价作为科技管理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是不可替代和削减的。

90年代

SCI论文指标迅速成为“指挥棒”

90年代初，南京大学最早将SCI论文指标引入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审，该校SCI论文数量迅速跃居全国第一。随后，SCI论文指标被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广泛采用，迅速成为科技评价的“指挥棒”。

同时，SCI论文指标在用途上也被拓展：从评价对象看，不仅用于科技人员评价，还被用于科研机构评价、科技项目评价、学科评估等。从评价领域看，不仅用于基础研究领域，还被用于工程技术领域甚至医疗卫生领域等。从使用主体看，不仅科学共同体用，科技管理部门和社会中介等也都在用。从评价指标看，不仅有SCI论文数量，还有期刊影响因子、论文被引频次等。

而今

量化评价已成“枷锁”

科学论文是科研活动的重要体现，然而，过于看重SCI论文数量而非学术质量本身，无疑是不合适的。虽然在早期国内整体科技水平相对较低时，SCI论文指标以其简明、客观的特点确实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发展到后期，科技界对SCI论文量化评价（也包括项目、经费、专利、人才、奖励等的量化评价）越来越依赖，同行评议在科技评价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弱化，追求卓越的科学文化受到玷污，以SCI论文量化评价导向为主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甚至成为了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桎梏。近期曝光的篇论文撤稿事件便是SCI论文量化导向弊端的典型案例。

探索

难以跨越的“马拉河”

针对论文量化评价导向的问题，政府和科技界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的办法和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科学共同体也在持续探讨科技评价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例如年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发布了《追求卓越科学》的宣言，但是，这些研究工作对解决科技评价问题的效果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论文量化评价导向的根基。

不断探索研究，不断尝试改革，但是，以论文量化评价为主的科技评价导向问题却依然悬而未决，成为难以跨越的“马拉河”。改革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改革突破口

谁是“领头角马”？

“眉毛胡子一把抓”

为何改革不起效？

我国以往科技评价改革效果并不彰显的原因在于单纯采用了整体推进的改革模式，没有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这与科学自身的规律和中国国情不相符。

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看，科学是少数精英的活动，呈现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少数精英人员和科研机构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多数处于金字塔的底端。即便在美国，不同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质量的差距也很大，美国研究型高校也只占其高校总数的一小部分。

中国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科研水平和科研活动差异巨大。有些科研机构和高校已经凝聚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科研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同时，我国仍然有相当多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其研究水平处于较低阶段。

与之不相称的是，在推动科技评价改革的一系列政策中，并没有将金字塔顶端机构与底端机构区分开来，而采用的是普适性政策或者整体推进模式，所谓“眉毛胡子一把抓”。

那么，政府在科技管理中全部都采用整体推进模式吗？也不是。例如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的和工程，以及近年来名目繁多的各类人才计划等，都属于重点突破模式。但是，这种抓重点的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对资源配置的重点支持。

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并未完成，科研机构、高校等主要科研力量几乎都是政府所有，行政色彩浓重，科学共同体力量较弱。

在物质方面，如经费投入、科技条件建设等，政府对机构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管理相对容易，这也是政府权力的体现。而在价值导向方面，就很难照顾到机构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需求。这就是科技评价改革一直没有采用重点突破模式的原因。

在“大一统”的价值导向下，容易进行横向排名比较和量化评价，抹杀机构的个性和特色，不利于金字塔顶端机构在科技评价改革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步入论文量化评价以来，20多年都没有能够自然发展为科学价值导向下的科技评价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改革突破口

找到“领头角马”！

科技评价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找到“领头角马”，赋予其使命和自主权，鼓励其探索建立以追求卓越为价值导向的科技评价体系。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科研机构便是所需要的“领头角马”，只有这些“领头角马”机构充分发挥其带头作用，成功跨越“马拉河”，到达“彼岸”，才能带动其他机构一起跨越，从而构建合理的学术生态。

当然，我国科技评价改革比起自然界角马群跨越马拉河要复杂得多，但是，在发挥“领头角马”作用方面，其义相似。

从科技评价的复杂性看，我国目前科技评价的问题，既有政府管理的问题，也有科学共同体自身的问题，包括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以及学术组织等，还有社会环境的问题。

比如，科技评价中的非学术因素干扰在我国文化环境中比较盛行，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量化评价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拥有一批具备了较高学术能力和视野的科学家，可以担当起同行评议的责任，特别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一些机构。

由此，笔者认为当前科技评价改革的主要矛盾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科学的关系，赋予一批学术高地机构以“领头角马”的地位，并下放自主权，使其作用得以发挥。在这一前提下，科学共同体自身的问题才有可能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与解决，“站在岸上是学不会游泳的”。

“领头角马”的困境

学术高地+表率

谁是“领头角马”？

那么，谁是科技评价改革中的“领头角马”？科技评价改革的“领头角马”，首先其本身必须处于学术高地，即高水平人才的集聚地、高水平科研产出成果的集聚地；其次在科技界和社会上影响较大，能够起到表率作用。

按照该标准，在基础研究领域，像中科院和国内好的高校，例如高校大致可以看作是“领头角马”的主力军。我国一些好的科研成果主要来自这批科研机构，一些重要的科研攻关任务也主要由这批科研机构承担。实际上，这些机构在科技评价改革方面也一直试图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中科院一直在发展和完善研究所评价体系。年“知识创新工程”结束之后，中科院研究出台《关于改革科技评价，建立重大产出导向研究所评价体系的决定》，引导研究所做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大科技成果。

南京大学近年来实施了“科技创新十百千工程”，即在系、院和学校层面分别遴选出十个、百个和千个关键研究问题，引导学术骨干专注于关键问题研究，力争实现在科学前沿的突破。该工程的本质是科技评价的改革，即以问题导向取代以往的论文导向。

上海交通大学为摈弃高校科技评价中存在的“挣工分”“凑数字”等不良现象，较早在院系层面探索了国际评估，邀请国际著名同行专家到实地考察，听取汇报和座谈。最后国际专家就院系的定位、发展状态、发展速度、发展潜力等各个方面展开综合评价，找出差距并给出发展建议。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借鉴tenure-track（终身教职评定）制度，率先探索用人制度改革。科研人员经过5—6年的tenure-track后，考核合格可纳入正式人员编制，考核的重点为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和国际影响力，而不是SCI论文数量。

专心致研就那么难？

“人才‘帽子’满天飞

大江大河大山的名字几乎都被用完了”

然而，这些在科技评价改革方面的探索与实践还只是星星之火，尚未触动整体的科技评价，即便在这些研究机构内部，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论文量化评价导向。

要彻底扭转论文量化导向，仅仅依靠机构自发的探索力度远远不够，必须要在国家层面对这些机构给予特殊政策的支持和引导。

目前，国家在科技评价上的诱导力量极其强大，没有哪个机构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受影响。

以政府科技奖励和人才计划为例。各级政府的奖励系统非常庞大，每年仅国家科技三大奖仍有近项。各级政府设立了大量的人才计划，“人才‘帽子’满天飞，大江大河大山的名字几乎都被用完了”。

在国际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一样，有这么多的奖项和人才“标签”，对科学共同体产生如此大的扰动。

有高校校长反映，高校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不受这些论文排名、奖项和人才“帽子”等量化指标的影响，专心致研，以期做出卓越的原创性成果。但是，在这种氛围下，领导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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